虎丘 其三

　　这首词写的是爱情失败后的痛苦。

　　上阕以议论和叙述为主，描写热恋时的甜蜜幸福。起首两句写只要“有情”，便无处不是“好景”。“算来好景只如斯，惟许有情知。”世上最美好的景致，莫过于有情人相知相守。在相爱的人眼中，纵然是平常的风光月色和平常的言谈笑语，都会使人感到称心如意，美妙无比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称意即相宜”。论及“相宜”，陆游曾吟《梨花》，“开向春残不恨迟，绿杨率地最相宜”。无论是在人生的春秋还是晴雨，遇到她，孤单消弭，一切未知便立刻有了答案——那不是参考，而是确定，是唯一。她随风而过，不似斯佳丽那般疯狂固执的爱却如一杯陈年女儿红，令人沉溺于往事中久久不愿醒转。

　　而下阕笔锋陡然一转，从热恋的甜蜜转为离别的苦楚。好景不长，这是千百年流传的古训。由墨菲定理可知，越害怕的事情便越会发生。越渴望，越难求；越珍惜，便越易失去。相知相伴，最是难求。“十年青鸟音尘断”，此处“十年”虽非实指，但也足以说明词人与所爱之人已经分离多年，且送信的青鸟不见，杳无音讯。那些陈年往事日日温习，愈思量愈清晰，愈清晰愈徒增烦恼。本是“花有清香月有阴”之时，本应与爱人尽享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，那千古同月落下的清辉在人间划出一道铜墙铁壁，一边“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”，另一边只剩“一钩残照，半帘飞絮”。所谓“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”，不过没有到伤情的地方。那一份执著的念想，和卢氏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卢氏的一颦一笑，纳兰的一言一语，打碎了，搅匀了，和一团泥。看着弯月余晖洒照在沾满柳絮的帘子上，词人回首往事，相思之情溢涌而出。“一钩残照，半帘飞絮”，接下来的这两句进一步烘托相思之情难耐，相伴的那些日子虽无大喜，回忆起来却总是沁着丁香一般若有若无的甘甜。即使人再合适、再称意、再相宜，若不属于自己，到最后也只有“不胜思”的“往事”。最后一句“总是恼人时”方点醒题旨，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之情。

　　上下两阙一喜一悲，对比鲜明，简淡清新，自然道来，直中间曲，质而能婉。

参考资料：

杏花开了燕飞忙，正是好春光。偏是好春光，者几日、风凄雨凉。
杨枝飘泊，桃根娇小，独自个思量。刚待不思量，吹一片、箫声过墙。

　　居庸关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。徐兰为清宗室安郡王(疑即玛尔浑)幕僚期间，于康熙三十五年(1696)清帝统兵征噶尔丹时，随安郡王出塞，由居庸关至归化城。此诗即是随军出塞时作。诗中描写了出关所见景色，抒写了出征土卒怀土恋乡的感情。

　　前两句，有版本“将军此去必封侯，士卒何心肯逗留”其中的“此”字原缺，此据诗意补出。前两句写“出居庸关”之前士卒的心理。“封侯”，从字面说，是指当上大官；就其实质而言，则是指驰骋疆场，功业有成。前两句意思是说，将军将在边地的战斗中建立功勋，这对于士卒说来，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，意味着士卒也将有立功的机会，因而急于奔赴边地，而无意于逗留不前。

　　后两句，则是写临出居庸关时的情况和心情。“出”字原缺，此据喀《清诗别裁》补出。“马后桃花”，意谓关内正当春天，温暖美好；“马前雪”，是说关外犹是冬日，严寒可怖。因而，无心在征途上逗留的士卒，在临出关的刹那，却不禁犹豫了起来，不自觉地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关内的景色。此诗对土卒内心世界的开掘是相当深入的，诗中不作静态的描绘，而是将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，从环境的变化相应写到士卒心态的改变：当立功边塞的机会在前方等待时，士卒一往无前，充满豪情；而当即将出关、远离故土时，又难免生出柔情，回头顾盼。诗中的主人公，既不是甘心老死于槽枥之下的驽骀之辈，也不是只会行军打仗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战争工具。豪情与柔情、为国捐躯与怀土恋乡，两种对立的感情，在人物身上得到了相当和谐的统一。

　　全诗最动人的是三四两句。尤其是第三句，将“马前”、“马后”写成两个不同的世界，更是石破天惊的奇思妙笔。在具体写法上，这一句也很有特色：“马后桃花”与“马前雪”，是对比；以马概人，则又有所省略。沈德潜称赞此诗说：“眼前语便是奇绝语，几于万口流传。此唐人边塞诗未曾到者。”(《清诗别裁》)徐兰是一个爱作惊人语的诗人，他在《归化城杂咏》中也有类似的诗句：“后骑解衣风柳下，前军堕指雪花中。”“奇绝”的“眼前语”的获得，归根结底是由于诗人有边塞生活的独特体验，故能子唐人边塞诗之外开拓出新的境界。而从意象与用词而言，或许还受到过唐人权德舆的“马首向何处，夕阳千万峰”(《岭上逢久别者又别》)与马戴的“马头冲雪过临洮”(《出塞词》)的启发。

　　沈德潜在《清诗别裁》中，将此诗的题目改为《出关》，将前两句改成“凭山俯海古边州，旆影风翻见戍楼”。从诗句本身说，首句写静，次句写动，对环境描写与氛围渲染的表现都相当成功。但“凭山”句将所出之“关”，明白写成了山海关，这与诗人此次随军出征的路线不合，是不应该当作徐兰的创作来欣赏的，故为本文所不取。

　　“拼将热血洒疆场 ”，这是一首边塞诗，写于1906年。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，曾北上游历，在吉林、辽宁一带察看形势，一路走来，有许多感想，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。

　　“军歌应唱大刀环，誓灭胡奴出玉关。”，这开篇的两句，诗人便是直抒胸臆，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，而且这两句，也是非常好理解；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，应该要高唱着战歌，然后胜利归来，只有要决心，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。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，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，入主中原，使得很多的文人，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，但是徐锡麟这首诗，则是显得更为独特，也更加的霸气。

　　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，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。“只解”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，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。古人在对待“死”的问题上，很崇尚为国而死，为朋友而死，为公而死，为义而死，等等，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，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，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。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，强调了“为国”二字。

　　末句，总领全诗，从反面讲，为国牺牲、战死沙场，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，那么，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，就不必考虑了。“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“马革裹尸”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，他用了“何须”两个字，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；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，并不重要，所以才说“何须……还！”

　　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，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，把一腔报效祖国、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，作者在安庆起义，失败被捕，清政府要他写口供，他挥笔直书：“尔等杀我好了，将我心剖了，两手两足断了，全身碎了，均可，不可冤杀学生。”尔后，慷慨就义，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，语气慷慨悲壮，英气逼人，最后一句“何须马革裹尸还”，写出了他壮怀激烈、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总之，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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